本网讯（通讯员 孙博文）5月11日上午，“珞珈德国哲学讲坛”第30讲在百合小说 B214教室顺利开讲。本场讲座特邀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范大邯主讲，以“评康德的汉语批判”为核心主题，深入探讨康德在其《人类学讲义》与《逻辑学》中对汉语及东方思维的批评，并从康德批判哲学内部发掘回应这些批评的理论资源。该讲座由百合小说 、百合小说 德国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百合小说 王咏诗副教授担任主持人，百合小说 杨云飞教授和刘嘉娴老师参与对谈，另有百合小说 贺念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罗正东老师出席讨论，现场座无虚席，学术交流氛围浓厚。

讲座伊始，范大邯老师指出，康德关于汉语的负面评价并非偶一闪现，而是在其前批判与批判时期讲义中保持一贯。康德批评汉语及东方民族语言主要通过图像、象征言说，缺少概念性词汇。在康德的视域中，汉语的形象性和象征性恰恰是哲学形成之前诗性表象的特征，哲学的形成正是基于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克服。

讲座第一部分呈现了康德对汉语思维的具体批评。范大邯老师指出，康德在《逻辑学》中将汉语的局限置于哲学发源于希腊的叙事背景下：希腊人首次以抽象方式培育理性认识，而中国人从未区分理性的具体运用与抽象运用。在1784至1785年冬季学期的人类学讲义中，康德更将东方民族的语言比作人类的儿童语言，认为其缺乏精神性的抽象词汇，西方民族则早已上升到知性概念的层次。康德还区分了标记与象征，断言象征性语言使正确的知性概念难以形成。

第二部分运用康德关于概念与判断的核心思想，考察东方语言是否构成普遍思维方式的例外。范大邯老师认为，概念性的判断能力是一切经验认识的先验条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具有概念能力，而在于概念如何被运用。康德区分了在具体中把握和在抽象中把握两种方式：前者在具体情境、形象关联中把握普遍者，后者将普遍性抽离为可定义、可反思的对象。东方民族并非缺乏概念，而是尚未充分发展出高度抽象化、反思化的理论形式，先验哲学的普遍结构并未因此被动摇。

第三部分处理了康德知识论与语言评价之间的张力。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调概念须与直观结合，但在评价东方语言时却贬低以图像为引导的表达方式。范大邯老师指出其理由有三：哲学的本质要求以抽象概念把握事物本质；先天概念不源于经验，依赖图像无法真正把握其本性；图像性语言缺乏抽象词汇，使纯粹哲学的核心部分无从展开。更关键的是，《判断力批判》中引入的象征性呈现机制以实践理性的先行担保为前提，而中国的象传统——《周易》卦象、《老子》《庄子》寓言等——未以此为基础，在康德体系内难以被视为合法的类比。

第四部分借助理性的自发性学说回应汉语悲观论。理性具有根据客观理由独立判断的能力，不处于主观原因的机械作用之下，并能够将自身作为对象加以考察，纠正自身的错误。语言虽是思想展开的重要媒介，却属经验性、历史性的形式，不能构成理性规范性的最终根据。康德指出语言由理性所料理，人有能力创造语言，这意味着语言并非封闭之物，与理性的关联使汉语保留着自我更新、自我扩展的可能性，观察一种语言的过去不足以断言其未来。

最后范大邯老师指出，康德对汉语的批评与其批判哲学的基本立场密切相关，思考与认识的区分及象征性呈现学说强化了对图像型语言的贬低。然而，理性的自发性学说为回应这一悲观论调提供了理论资源：理性所携带的自由为一门语言及其民族葆有着发展的可能性。

互动环节，杨云飞教授在对谈中强调，中国语言本身具有高度的发展潜力，并以老子“无”的概念为例，说明中国语言的抽象程度并不低于西方，康德对汉语的批评建立在对中国语言传统不够充分的了解之上。刘嘉娴老师则就汉语是否为图像性语言、是否缺乏高度抽象概念提出追问，并进一步指出理性与语言之间存在有待澄清的内在张力。在场师生还就康德对汉语的批判是否应提升至范畴与理念的层次、是否存在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思想、康德作出类似批判的默认理性前提在今天还是否恰当等问题与范大邯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范老师也一一做了精彩的回应。最后，王咏诗老师对范老师和所有列席师生表达了感谢，并指出在东西文明互鉴和探索汉语哲学积极未来的意义上，范老师的哲思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邓莉萍  审稿：王咏诗  终审：刘慧）